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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调对接,知产保护跑出“上海速度”

» 来源:浦江天平 » 发布时间:2020-05-03 15:00

一边是法院40.76%、43.46%的逐年收案上涨幅度,一边是部分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现实境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该走向何方?

近年来,上海法院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加强诉调对接,深化诉源治理,交出了高效化解知识产权矛盾纠纷的“上海答卷”。

法院里来了知调委

“他们是本案第三人,LOGO是他们制作的。”

“我承认图片是我们下载的,原告可以追加起诉我们,也可以撤诉后重新告。不过,这点事情告来告去就没意思了……”

▲上海市普陀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院调解现场。顾俊磊摄

2020年4月7日上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普陀法院)的调解室里,一起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几方当事人争执不下,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你们三位先回避一下,我和原告代理律师再单独谈谈……”

眼见又要陷入新一轮口水战,调解席上的徐寿山马上“喊停”。

“好的,法官……”

被告某科技园、第三人某广告公司的法务们站起身来,走出门去。

然而,虽然坐在法院的调解室里调处案件,徐寿山却并非法官,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原来,早在2017年,上海普陀法院就在实践中发现,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体量不断增大,但其中近七成都是“原告相同、被告不同”的批量案件。

这类案件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和侵害商标权案件为主,法律关系简单、诉讼标的较小、调解难度不大。

为此,同年12月,该院与上海市普陀区司法局联合成立上海市普陀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知调委),探索此类案件的驻院诉前调解工作。

▲上海市普陀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院办公室。顾俊磊摄

“拿到案子后,我们一般先核实事实部分。如果当事人对事实部分有异议,就要求他们举证,如果没有异议,再谈赔偿问题。”

截至目前,知调委共有4名专职调解员,徐寿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戴正和、管益胜和吴彩娣。其中,戴正和、吴彩娣退休前在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常年负责商标广告相关事宜,管益胜、徐寿山来自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拥有着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再加上这些年的法院带教和实战训练,他们对于知调委的工作早已“驾轻就熟”。

摸清原告代理律师的心理预期,确定被告、第三人的赔偿底线,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方案……在徐寿山的主持下,案件最终圆满解决。广告公司法务当场支付了赔偿金,原告代理律师撤回起诉。

“建议你们回去以后把平台再整个清理一遍,如果还有未经授权的图片,要及时删除,否则依然有可能引发诉讼。”虽然已经结案,戴正和却不忘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而看到当事人们最后一边感谢、一边笑嘻嘻地离开,管益胜觉得很有成就感。为了做好知调委的工作,他至今还保持着一闲下来就找专业书籍来看的习惯。

“知调委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流。这些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曾经占据了知产庭很大的工作比例,现在在诉前阶段就分流出去,减轻了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负担,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办理疑难案件。”上海普陀法院知产庭庭长鲁君说。

知产调解的“专业范儿”

与上海普陀法院受理大量批量案件不同,作为全国首批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之一,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的案件专业性更高、技术性更强、审理周期也更长。

有鉴于此,2016年起,上海知产法院打破传统人民调解参与诉前调解的做法,积极引入专业化的社会调解力量,先后与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生物医药协会、互联网行业协会、上海市工商联民商事人民调解委员会等14家专业社会组织签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协议》,努力走出了一条专业化委托调解的新路子。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在法院提供咨询。李未前摄

“你们两家公司从事这类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工作不久,经营压力也很大,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拓业务上,而不是在这里纠缠。”2019年12月18日,一起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诉至上海知产法院,经当事人同意,进入了诉前调解程序。

负责调解工作的刘和平来自于上海市工商联民商事人民调解委员会,他常年与企业打交道,熟知商业运作规律,深谙企业负责人心理,三言两语便让当事人冷静了下来。接着他又对案件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析,阐明调解解决纠纷的便利,最终促使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共识。

然而,由于诉前调解仍处于立案阶段,法官无法直接介入,而部分案件当事人就是冲着打官司来的法院,因此调解积极性不是很高。2018年3月,上海知产法院继续创新机制,在诉前调解的基础上,主动探索诉中调解,进一步提升纠纷化解效率,促进案结事了。

上海知产法院知产二庭庭长钱光文:“诉中调解最大的优势在于法官与调解员之间的协调配合。”

某科技公司为某化妆品公司开发系统软件,并提供运行维护服务,但化妆品公司一直拖延付款。经过庭前证据交换,确定双方争议焦点后,上海知产法院征得当事人同意,将该案交由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诉中调解。调解过程中,化妆品公司提出,科技公司旗下子公司在中国抢注了自己的商标,希望科技公司能够将已注册的商标“返还”回来。

调解员钱评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本案调处的重要突破口。

但是,调解协议如果涉及第三方权利转让,内容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理?钱评第一时间找到承办法官进行确认。

最终,经承办法官核定,涉及第三方权利的商标转让内容记入调解笔录,其余对应起诉请求的协议制作成了民事调解书。

“在这个案子里,双方打官司是为了支付欠款,但真正的矛盾是背后的商标转让,我们通过诉中调解,把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避免当事人再次诉讼,实现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钱光文解释。

与此同时,考虑到一审收案中,涉及专利、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的技术类案件占比九成以上,上海知产法院主动扩大调解员队伍范围,继专业调解组织、行业协会之后,将本院技术调查官也纳入参与诉中调解。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委托上海市工商联民商事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进行调解。李未前摄

2019年5月,在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涉案软件开发的完成情况各执一词,技术调查官王传极与承办法官一起驱车前往原告生产线,现场进行涉案软件的功能演示,明确了软件存在的问题。此后,技术调查官也一起参与调解,并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该技术问题,为纠纷解决奠定了基础。

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权利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案件总量急剧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中存在的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等现象,部分权利人又面临“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尴尬局面。

如何兼顾当事人权利保护和法院纠纷解决?近年来,上海法院加强诉调对接,深化诉源治理,努力为知识产权纠纷处置提供更加经济、快速、便捷的选择渠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主动与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合作,共同开展诉调对接工作。特别是依托保护中心这一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提高送达效率,充实配套力量,扩大调解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了知识产权案件调解效能。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徐汇法院)精心打造“调解员+调解员助理”队伍,将原有的调解队伍从1组2人扩充到5组10人,同时明确调解员必须持有律师执照、具备一定的知识产权调解经验,调解员助理必须拥有法律专业学历或学位、具备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为知识产权调解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撑。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采用驻院调解方式,与杨浦区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合作,在院内常驻调解员,确保了良好的调解成功率。近两年,该院知产案件委托调解成功率达60.58%,其中2019年成功率为61.45%,同比上升4.74%,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

值得一提的是,诉调对接在工作模式上“精彩纷呈”,在覆盖范围上也实现了“遍地开花”。以上海徐汇法院为例,该院2019年委托调解成功的案件,涉及16个知产案件四级案由,几乎覆盖了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等所有基层法院管辖的知产三级案由。这也表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在诉调对接上具有较为广泛的适应性,以及不断扩大调解适用范围的现实可行性。

下一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将把全市法院的知识产权诉调对接工作纳入已经搭建起来的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并积极与市有关职能单位加强联动协作,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的各项保障机制,推动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从而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品质和效率。

“全市法院要进一步加大诉调对接工作力度,主动挖掘、主动梳理、主动对接专业调解组织、优秀调解人员等优质资源,加强调解员队伍业务和专业知识培训,不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上海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地、推进上海城市竞争力贡献力量。”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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