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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代人 警途接力行

» 来源:新法制报 » 发布时间:2019-09-21 22:06

今年5月27日17时许,吉安县警方获取线索,得知网上逃犯王某出现在该县君山大道某加油站附近。在抓捕过程中,袁松的手臂被王某抓得血肉模糊。后来得知王某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害怕被感染的袁松,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偷偷去做了艾滋病检测,所幸未被感染。

而另一张并排挂着的照片中,他们穿着藏青色的99式新警服,时光不仅在警服上留下了印记,更在他们的青丝白发间悄然划过。但人民警察的这份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却传承了下来。

那个年代,警用设备十分匮乏,出警时连警服都没有。袁桂芳记得,那时整个队里只有一辆自行车,一有办案任务,若自行车被骑走了,他就只能揣着粮票靠双腿走过去。路上偶尔能坐马车、牛车,吃住都在老百姓家里,按餐给粮票。但凡出警,没有两三天很难赶得回来。

第一代

一张张黑白照片,将袁桂芳的记忆拉回到60多年前。1952年,17岁的袁桂芳抱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一腔热血,积极投身公安队伍。

三代人满怀激情热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书写着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张张老照片的见证下,祖孙三代人向新法制报记者回顾了他们的从警记忆和各自的公安情结。

第二代

1992年7月,袁桂芳光荣退休,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教育子孙,做人要踏实,工作要勤勉,执法要认真,“要将公安事业作为终生事业来奋斗”。

袁桂芳的儿子袁宁卫和孙子袁松,都在这公安大院里长大。“建楼的时候,爷爷种了好多橘子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季满院橘子花香,每年秋季,公安大院每个人都能提着桶去摘橘子。”袁松说。

这个美好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2000年左右,刘佩华的工资首次跨入1000元,“时代发展得真快啊!”当时的她感慨。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样的感慨,时常在她心头涌起。

袁宁卫的爱人刘佩华也是一名人民警察,1986年左右,她曾是全省最年轻的刑侦女队长。相比袁宁卫更多关注公安事业的巨变和辉煌的成就,让刘佩华感触深刻的是生活上的巨大变化。

因为父亲这句话,袁宁卫主动请缨,收拾几件衣物就去了当时辖区内最远、最偏僻的井冈山市的睦村派出所。“睦村派出所离井冈山市区有70多公里,但离湖南的炎陵只有3公里,所里还管着一个边境检查站,任务很重。”袁宁卫回忆。

“很羡慕你们能生活在这么好的年代,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8月25日下午,袁松的爷爷袁桂芳坐在椅子上,翻着一本泛黄的相册,在相册打开的第一页,硕大的红字印着“全省第一次集中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练念册”。

2000年,原宁冈县公安局和原井冈山市公安局合并,组建了新的井冈山市公安局,袁宁卫也转入刑侦岗,随后又转入户籍岗,井冈山市公安局辖区内的每个派出所,他都待过。

除了薪资的变化,警服的变化也让刘佩华津津乐道。记者在她家卧室里看到两张她和袁宁卫的合影,其中有一张是两人穿着72式白色警服拍的照片。“白色的帽子、红色的领章,里面穿着蓝色的海魂衫,这是我们当时最‘流行’的着装了。”刘佩华笑着补充道,“这也是我们结婚照。”

临危不惧擒逃犯缉毒战线“新星”起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办公条件有限,1982年开始,袁宁卫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警服。派出所里的交通工具起初只有自行车,后来增加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出警就便利多了。有时办案赶不回所里,就住在当地百姓家,每家都争着邀请他们去住,临走时袁宁卫要给粮票,对方却不肯收。

1979年,19岁的袁宁卫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从小在公安大院长大的他,理所当然地把“警察”当成了自己人生目标,并为之努力。

袁松家里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带着粮票出警一趟要走好几天

40年坚守一线见证公安巨变

人生就像是接力赛,作为家里的第三代警察,袁松接过了父辈手中的棒子。

刘佩华记得,刚入警那会儿,每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1983年第一次加工资加到54元,她很开心,觉得“不得了”。第二次加工资加到80元左右时,同事们还畅想:“以后我们的工资可能会突破100元”。

大概是1977年,袁桂芳动了心思,先是寻了块地势开阔的地,带着局里的民警去拉土烧砖,再请来会砌墙的百姓,总耗资不到3万元就建起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楼。从此,宁冈的公安民警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和公安大院。

那是原宁冈县公安局和原井冈山市公安局还没有合并的年代。1965年起,袁桂芳走上了原宁冈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管理岗位,后又担任局长。彼时,该局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租住在一户百姓家里,进去的路都是泥泞小道。

爷爷袁桂芳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亲袁宁卫从警40年,辗转于刑侦、治安、户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种、多岗位;母亲刘佩华曾是全省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女刑侦队长。

时代在变,初心不变。对袁松一家来说,那些早已刻进生命里的正义感,对公安事业的热爱与坚持,以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始终未变。(李峰胡智强焦芳)

2009年,袁宁卫第二次调至睦村派出所。20多年之后再回到此处的他,只能用“翻天覆地”这四个字来形容这里的变化——原先的泥泞小道变成了宽阔的公路,派出所从租在百姓家里到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出警的交通工具从2个轮子的摩托车变成了4个轮子的面包车,尤其是增设了单警装备,如催泪瓦斯等,开始重视公安民警执勤执法中的安全防护。

当时,袁松还小,但每次听别人说“这楼的建成,可多亏了你爷爷”时,他都觉得特别骄傲。

2005年,退伍后的袁松考入永丰县公安局,在派出所锻炼了6个月后,他走上了刑侦岗位;2009年,调入吉安县公安局,同样奋战在刑侦一线。2014年,吉安县公安局成立禁毒大队,袁松成为该局首批缉毒警察。

而袁松自己,目前是江西省吉安县公安局的一名缉毒警察,从警14年来,先后破获150多起刑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人。

还有一个小伤疤是在广州的一次缉毒行动中留下的。嫌疑目标是公安部督A级通缉犯,是吉安县警方顺藤摸抓挖出来的“一号上线”,“所有下线我们抓到了,再抓到这个‘一号上线’,这个案子就破完美了”。抱着这样的念头,袁松和同事在广州摸排了两个多月,最终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将其抓捕。

袁桂芳对儿子说:“既然入警了,就该去最偏远的派出所磨炼一番。”

“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刘佩华第一次听儿子说起这些抓捕故事非常心疼,“袁松你办案的时候也太拼了,可得注意安全。”话刚说完,眼眶已经湿润了。袁宁卫插话道:“他就是这个职业,没有退路,不存在想不想、愿不愿,而且是必须上、勇敢上。”

那段经历,真正让袁宁卫体会、感受到公安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髓。“所以直到今天,我还会时时和袁松说,做公安工作,一定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袁宁卫说。

第三代

从小在公安大院长大的袁松,对于刑侦有着天生的热爱。他记得9岁时,父亲带他出去玩,无意中“出了一次警”,看到父亲利落地将犯罪嫌疑人当场抓捕,“很神奇,也很向往”。

缉毒比电影更精彩,也远比想象的更危险。袁松身上有很多伤疤,每条伤疤背后,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缉毒故事。

“对啊,妈,都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这可都是我以后给您孙子吹嘘的本钱。”袁松笑着安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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